遇真宫是武当山古建筑群的一个部分，位于武当山下，老白公路边。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许多儿童失去父母，中国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这个民间机构，当时一些重要人物，如宋美玲等都成为保育院的成员。在日军进攻武汉及鄂西时，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老师们带着几百个孩子，疏散到草店（今丹江口市武当山下）遇真宫，成立均县战时儿童保育院，遇真宫这座古老的庙宇也在国难期间书写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抗战爆发后，国土急剧沦陷，为避免大批落难儿童遭受日本的奴化教育，由爱国人士沈钧儒、郭沫若发起，在武汉组成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全国各地收留难童。三八年初，保育会推选宋美龄为总会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李德全为保育会经济委员会主任。保育会成立后，首先在湖北汉口一元路筹设了第一临时保育院，开始接收各地来武汉三镇的难童，到秋天武汉沦陷以前，临时保育会共抢救一万五千多名儿童到四川。

三八年底，日本大本营认为撤退到四川重庆的国民政府，已经是一个地方政府，为了迫使这个地方政府谈和投降，欲运用政治手段诱降国民政府，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日军首先向重庆地区施加军事压力。于是日军用重兵压向第五战区，即向湖北西部山区发起进攻，老河口一带局势异常紧张，由于这里是李宗仁第五战区所在地，所以成为日军飞机的主要轰炸目标，均县的保育院也危在旦夕。保育院只好向重庆求救，重庆接到老河口均县保育院的师生陷入绝境的电报后，总会要求迅速派人解救，邓颖超得到消息后提出由她来负责这件事情，于是邓颖超推荐共产党员、罗叔章出任湖北均县保育院院长。

罗叔章湖南岳阳人，公开身份是南洋商人，当时她经邓颖超推荐，被宋美龄聘为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部副部长，创办女工识字班，而她的秘密任务是负责国统区上层妇女界的统战工作。卢沟桥事变后，被选为“全国妇女界救国联合会”理事，在上海组织战地救护和慰问工作。邓颖超深信这位共产党员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于是就向宋美玲推荐她到均县。

临行前邓颖超对罗叔章说，老河口地区可能有一场大战，希望她尽快把均县保育院的孩子安全带回重庆，战时紧张，交通中断，罗叔章不能从重庆下行到均州，只好走陕南，过秦岭，转道汉中，再从汉江乘般顺水而下。当她看到五百多名难童和一百多名教职员工大家挤在一座破庙里，都穿着单衣，饿了没有足够充饥的食物，病了得不到治疗。这里的惨象使她立即投入工作，她首先传达了社会各界对保育院的慰问和关心，接着就到处奔跑，拿着宋美龄的委任状去请各方解决困难，还找当地有威望的士绅解决医疗问题。经过全院员工两三个月的努力，使原来的保育院改变了面貌，儿童得到了基本的照顾，身体逐步恢复健康。同时还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并成立了“草店儿童剧团”、“草店妇女抗日救之促进会”等团体，通过开展文艺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其会旗和团旗等文物现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

罗叔章从重庆出发前曾向宋美玲要了一张委任书，她手里有了蒋夫人的手令，许多事情会好办得多。他们走到神农架地区，那是土匪经常出没之地，随行副官知道这儿的规矩，提前与沿途的土匪眼线都打过招呼，所以他们只顾赶路，放松了警惕。一天中午，他们在一个村头小店用餐，突然旁边冲出一伙土匪劫持了他们，在往大山押运途中，随行副官躲进树林逃跑了，上山后，土匪头询问罗叔章的家庭住址准备索要赎金时，罗叔章说，家住重庆蒋公馆，赎金人宋美龄。土匪头惊疑不定，检查罗叔章的行李，果然发现有宋美龄的亲笔信。土匪头意识到闯了大祸，想杀人灭口，多亏随行副官半路逃走，土匪头怕引起后患，便把罗叔章暂时拘押起来。几天后，随行副官领着另一个土匪头找上山来，才把罗叔章解救出来。

均县保育院所在地遇真宫，就在据老河口大约七十里处的草店，极为偏僻，也由于偏僻荒凉，这座古庙躲过了日本飞机的一次次轰炸。遇真宫位于武当山镇，背依凤凰山，面对九龙山，山水环绕如城，旧名黄土城，是明朝皇帝为张三丰而敕建的。罗叔章还是在重庆出发之前，邓颖超就告诉她，在均县保育院有自己的同志。在均县建立保育院，是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董必武的主意，并指派地下党员王文宣到保育院里工作，罗叔章到后她们并肩作战。

就在罗叔章均县保育院不久就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情。均县保育院收留的大多数是武汉三镇的孩子，孩子们进保育院时，老师们都给家长开了收据，战争结束后家长凭此条领回自己的子女。到年末，保育院忽然来了几个武汉的家长，他们要把自己的子女接回去。原来几位家长听信了日军的虚假宣传，他们说现在的武汉很太平，孩子还可以上日本人开办的学校，不仅免费，以后还要安排工作。消息传开后，在均县的武汉难民有不少踏上了返乡之路，保育院有十几名孩子被领回去了，致使均县军民的抗战思想开始混乱起来。罗叔章将均县的情况立即电话汇报给重庆的邓颖超，不久《新华日报》发表《由武汉带来的一篇血泪书》一文，揭露日军占领武汉后奸淫掳掠的罪行。同时当地驻军枪毙了几个为日本侵略者宣传分子，但受日军宣传迷惑的难民还是纷纷准备返乡，均县保育院的孩子们出现迷惘情绪。

根据这种情况，罗叔章立即决定开设一门课程，题目叫日本人会友好吗?她请来了一个曾经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多年的当地官员，讲述他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孩子们也是从日战区逃出来的，知道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工作很快就做通了，保育生想回家的情绪虽然得到了平息，但武汉的难民还是经常登门要求领回子女。在劝解中，罗叔章发现家长们经常提到一个老河口意大利教堂的传教士，这一点引起罗叔章的怀疑，她将这个疑问告诉当地执法机构。原来，那个意大利教堂是日本人的间谍机构，教堂的传教士因犯间谍罪被捕。

由于日军发动进攻江西南昌的战役，老河口的局势会得到暂时缓解，本来准备迁往重庆均县保育院，此时得到重庆保育总会通知，即均县保育院可以暂缓迁移。战争气氛虽然减弱，也暂时不用迁走，本来是是件好事，但保育院里老师和孩子共近七百人的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吃穿都非常困难。罗叔章无可奈何，只好手持宋美龄的亲笔书信，前往均县草店的李宗仁办公室。此时的第五战区虽然与日军处于对峙状态，但李宗仁明白，日军大本营正在酝酿一场更大规模的进攻，目的是占领襄樊老河口，直接威胁四川重庆地区。罗叔章担心李宗仁将军会因为军事、政务事务太忙而推迟，但当她到后秘书说将军正等着她，罗叔章准备把保育院的各种困难全说出来，但李宗仁摆手止住了她，并告诉，你列出一张清单给我，我给你批办，几天后，保育院的师生们领到了李宗仁将军赠送的粮食和过冬物品。

三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就决定在湖北均县草店建立鄂豫陕根据地，并派去大批干部，他们这时候也得知均县保育院的情况，立即发动当地民主人士，协助保育院渡过难关。一时间，周围的居民都知道了遇真宫里，有一群无父母的孩子，经常有大叔大妈端着土特产向保育院走去。附近村镇的妇女，来到遇真宫给孩子们做棉衣，遇真宫里的孩子们，在那年春节来临之际，通通穿上了崭新的棉衣。不久，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来到保育院选拔有特长的学生，罗叔章积极推荐学生报名，她告诉孩子们，学到本事才能报国才能救国。我国当代音乐界的大师杜鸣心、陈贻鑫、张仁富、金钟鸣就是来自均县保育院，杜鸣心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作曲家、教育家。

三九年春，日军第十一军开始向鄂西北第五战区腹地老河口发起进攻，蒋介石调遣汤恩伯军团移师枣阳，配合李宗仁部队阻击日军。这时均县保育院距离前线只有七十里，战区司令李宗仁已经无法保障保育院的安全，大战突然爆发，均县保育院处于进退两难之地。但罗叔章一定要等到保育总会的指示，因为这关系着五百多名孩子的生命安危，而且关系着保育总会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如果均县保育院发生不测，中共南方局妇女部在保育会中的作用就会受到影响。

此时，第五战区作战部队从前线又抢救下一批受伤的难童，送到遇真宫，李宗仁将军一再催促均县保育院赶快撤离，再拖延下去肯定凶多吉少，遇真宫里已经隐约听得到战场上的炮声。那时的难民和一批批的伤兵纷纷向宜昌方向逃去，局势已经越来越危急。均县保育院的一批教师要求参军，因为保卫鄂西北成为当时国共两党的重要任务，她们退出学校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在这种危急情况下，罗叔章终于等到了重庆保育总会发来的急电，命令均县保育院迅速迁移重庆。当时，均县保育院必须从均县赶到五百公里之外的宜昌，才能坐船溯长江而上，中途还有一百多公里是敌我双方的争夺地带，是第五战区的官兵中途保护，均县保育院的孩子虽不是转危为安，但也算是安全到达宜昌。

均县保育院十分幸运，在长江航道航行十多天，于五月二日安全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宋美龄听说罗叔章带领均县保育院的师生安全到达，亲自迎出来，对罗叔章赞不绝口。遇真宫作为战时保育院的使命到此结束。

遇真宫这座明朝皇帝为张三丰而修建的建筑，宽敞的院子，高大的殿堂，本来是皇家为了自己的政权而修建的一处愚民的宗教场所，谁也不曾想到在国家危难之际，还真是为民众、为国家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在今天遇真宫又要做出一次更大的贡献，即南水北调工程近年就要开始蓄水，遇真宫要被淹没，现在很多专家学者正在研究如何保护这样一处伟大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