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中日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为切实担负抢救、收养、教育难童们的工作，总会与各地分会选拔与抽调了大批富有爱国心、责任心的女青年，充实到各地保育院工作，加强保育院的力量。中共抽调了大批党员骨干进入各地保育院，担任领导与保育工作。原上海工商界女实业家、中共党员罗叔章就在此时被党组织抽调来参加保育工作。

　　1938年，日本侵略军向武汉发动进攻，武汉大会战拉开帷幕，刚成立不久的汉口临时保育院的1300多名保育生，也奉保育总会之令，分批向重庆撤退。8月，罗叔章奉命率70多名保育生乘船离开武汉，向长江上游撤退，她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11月初，船到鄂西岳口，黄昏时分，突然，两架日本飞机从他们头顶掠过，一阵轰炸扫射，难童们船队后面不远处的两艘木船被日机炸沉。虽然难童乘坐的木船安然无恙，但罗叔章深感将70多名难童安全地带到重庆是异常艰难的航程，12月下旬，历经千辛万苦难童们到达宜昌。在这里换乘进川的轮船，经数天航程，终于结束了3个多月的漫长历程，平安地到达重庆并被分到各保育院。

　　临危受命

　　1938年11月，日本大本营为了迫使撤退到四川重庆的国民政府和谈投降，决定运用政治手段诱降国民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军首先向重庆地区施加军事压力。不久，日军第十一军向重庆的东大门，湖北西部山区发起进攻。由于这里是李宗仁第五战区所在地，所以成为日军飞机的主要轰炸目标，老河口一带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就在这时，一份来自湖北老河口的加急电报，送到重庆求精中学保育总会。电报称，老河口均县保育院500名师生饥寒交迫陷入绝境，要求总会迅速派人解救。

　　时任中共南方局妇委书记的邓颖超立刻想到了合适的人选。28日，罗叔章接到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妇委书记邓颖超的电话，要她立即赶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说有要事商量。

　　见到匆匆赶到的罗叔章，周恩来亲切地说道：“叔章呀！你瘦了。”邓颖超在一旁插话说：“这样艰难的工作，能不瘦吗？叔章，辛苦了。”罗叔章刚要汇报此次率难童赴渝的经过，周恩来忙说：“不用了，你们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以后再汇报也不迟，只是你不能休息了。”罗叔章用一口纯正的湖南腔回答说：“那当然呀！现在抗战这样紧张！我当然不能坐下来休息。”周恩来打断她的话：“叔章！休息一两天是应该的，现在我们又要交给你一个更重要、更艰险的任务。”罗叔章心中暗自猜测，会是什么任务呢？这么重要？

　　邓颖超走过来，拉住她的手说：“叔章，总会接到湖北均县保育院的急电，说那里500多个孩子缺衣少吃，处境艰难。总会研究，派你去解救那些孩子。他们是民族的未来，革命的后代。我们知道，这是一件谁也不愿意去干的事，但责任心不强的人，我们又不敢让他去。在沈兹九（著名妇女人士）和你之间，我们犹豫了许久，最后还是选定了你，你比她年轻！”罗叔章听了这话，心里很不平静，眼前立即浮现出孩子们凄凉而又悲惨的景象。她坚定地点了点头，说：“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带好孩子们！”

　　从办事处出来后，罗叔章意识到解决均县保育院的困境，必须利用上层关系，她想办法见到了宋美龄。宋美龄得知罗叔章要去均县，不禁惊异地盯着她看了好一阵。均县此时已是战场前沿，中途有200公里的无人地带。宋美龄问罗叔章：“那是个鸟都飞不到的地方，你不怕？” 罗叔章坚定地说：“夫人，500个孩子的生命更重要，我想请夫人给我一张委任书，有了夫人的手令，许多事情会好办得多。”宋美龄含笑点头，当即写下委任状。罗叔章拿着宋美龄写的委任状，化装成一个富太太，手拎一口皮箱，踏上了去均县的路途。

　　初到遇真宫

　　均县保育院设在群山环抱的道观遇真宫里。罗叔章来到遇真宫时正值隆冬季节，积雪将群山与大地覆盖成白茫茫的一片。她推开宫门，看到一群面黄肌瘦、畏畏缩缩的孩子，穿着褴褛的单衣，正三五成群地晒着太阳。

　　形势十分严峻，如何解决孩子们的温饱，帮他们摆脱病痛和死亡威胁，这些问题使罗叔章心急如焚。她顾不上休息，马上召集院里的员工，向他们传达了保育总会的指令，并了解了院里的实际情况，共同商讨解决的办法。

　　经商讨研究，罗叔章制定了以下措施：一、搞药请医，建立病房，及时为孩子们治病；二、依靠地方和军政界，动员群众帮助解决穿衣吃饭问题，安全过冬；三、自己动手，改造环境，建立正常的生活、学习秩序。争取尽快使保育院的工作、生活走上正轨。

　　第二天，罗叔章让保育员们将大点的孩子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修理破烂房舍。上课时孩子们没有笔、墨、纸，就用破瓦片与竹根代笔，以沙滩作纸，或用碑石代替黑板，瓦片作粉笔，练习写字。没有教材，就油印一些报纸、杂志上的进步文章替代。不几天，孩子们的学习便步入正轨。

　　有些家长听信了日军关于武汉是太平世界的虚假宣传，要把自己的子女接回去。消息传开后，在均县的武汉难民有不少踏上了返乡的路途，保育院有十几名孩子被领回去了，罗叔章把均县的情况立即汇报给邓颖超同志。《新华日报》不久发表了《由武汉带来的一篇血泪书》，揭露日军占领武汉后奸淫掳掠的罪行。虽然当地驻军枪毙了几个鼓动宣传分子，但受日军宣传迷惑的难民还是纷纷准备返乡。均县保育院的孩子们出现迷惘情绪，有的孩子问老师，日本人真的不杀中国人了吗？罗叔章立即决定开设一门课程，题目就叫《日本人会友好吗？》她请来了一个曾经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多年的当地官员，讲述他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平息了保育生想回家的情绪。

　　八方支援

　　此时，日军正在发动进攻江西南昌的战役，老河口的局势暂时得到缓解。重庆保育总会通知罗叔章，均县保育院可以暂缓迁移重庆。

　　罗叔章为了增加孩子们的营养，每天早晨坐船到20里外的码头批发廉价的小鱼虾，小贩们得知她是保育院的，一般只收半价。为解决生活问题，罗叔章亲自去找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罗叔章呈上宋美龄的委任状，李宗仁看后热情地说：“我已知道了，保护这些民族后代，也是我们军人的责任。”罗叔章大喜过望，热泪盈眶地对李宗仁说：“我代表500多个孩子感谢您，您深明大义，功德无量，是位了不起的民族英雄。”几天后，保育院的师生们欢欣鼓舞地接到了李宗仁赠送的布匹、食盐、棉花、医药和粮食等物品。古庙里，开始响起孩子们的欢笑声。

　　由于缺医少药，保育院的孩子有一半以上得了各种疾病，尽管保育院的张医生夜以继日地操劳，疾病仍在蔓延。罗叔章看张医生一个人又苦又累很是着急，便想方设法通过当地绅士请来老中医，与张医生一道治好了孩子们的病。

　　棉花、布料虽然有了，但要制成棉衣被褥，短时间是难以完成的。罗叔章便召集大家商议对策，决定去找草店镇公所负责人孟宪章帮忙。孟宪章是个爱国知识分子，曾在冯玉祥身边任职多年，现在积极奔走于本乡与迁来的那些机关团体之间，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在孟宪章的动员和配合下，附近乡镇的各界妇女，放下自己的家务，自带干粮来到保育院，一针一线地为孩子们缝制衣被，不久便制成了500多套棉衣被，每个孩子一套。正在兴建鄂西战略公路的“老白公路督工处”的20余名员工，也买来布匹、棉花，动员自己的家属，为孩子们赶制出许多过冬棉装。

　　遭遇轰炸

　　1939年4月，日军开始向鄂西北进攻，战火日益迫近均县。均县保育院接到保育总会通知西撤迁至重庆。当时，均县保育院必须从均县赶到500公里之外的宜昌，才能坐船溯长江而上，但中途有100多公里是中日双方的争夺地带。在第五战区的官兵中途保护下，均县保育院500名难童终于在4月22日早晨来到了宜昌。在宜昌候船时，又遭到了日机轰炸，一些保育生不幸罹难。孩子们在长江航道航行10多天，于5月2日下午安全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在罗叔章妈妈的率领下，孩子们终于踏进了重庆临时保育院的大门。

　　1 9 3 9 年5 月，日军决定实施《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以更大规模对重庆地区进行血腥轰炸，企图打垮中国人民抗战的斗志。

　　5月3日这一天，重庆天空突然转晴，聚集在重庆万寿宫的6000名保育生在操场举行歌咏比赛。上午10点多钟，警报响彻城市上空，罗叔章忙带孩子们涌进附近的防空洞。警报解除后，罗叔章带着孩子们返回万寿宫，孩子们唱着歌，蹦蹦跳跳地行进着。直觉告诉罗叔章，事情肯定不会这样简单，她便有意将孩子们引向一条僻远而多树的小道，从那里绕回万寿宫。

　　果然，日军26架重型攻击机掠过重庆上空投下炸弹，顷刻之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罗叔章大声喊叫“孩子们，快躲到树林里去！”轰炸一停止，罗叔章马上爬到一个高坡上吹起口哨，于是，四面八方跑出了幼小的身影，他们随同罗妈妈一起奔跑，一气跑回万寿宫。在这场劫难中，重庆临时保育院等待分配去向的6000名孩子，一个也没少，一个也没伤，简直是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