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与丹江口水利枢纽

柳 萍 杨建平

    在中华大地千万座水利工程中，有一座五十年代曾令世界瞩目的大型水利工程，这就是毛泽东赞成、周恩来亲自督办并一直关心的丹江口水利枢纽。

    汉江，是长江最在支流。它发源于秦岭南麓，干流横贯陕南，经白河进入湖北，跨过汉江平原，至武汉市注入长江，全长1542km，总落差1850m，流域面积174000 km2，流域内雨量充沛，径流丰富，气候适宜。丹江口以下，两岸土壤肥沃，农产富饶，盛产水稻、小麦和棉花。汉江平原更是地势平坦，湖泊棋布，沃野千里，素称鱼米之乡。可是，富饶的汉江，解放前却给中下游千百万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汉江中上游洪水峰高量大，来势迅猛，径流分配很不均匀。下游河埚愈下愈窄，宣泄能力递减，常受长江水位的顶托，每遇洪水极易成灾。1935年就溃口14处，光化以下悉成泽国，淹没地地670万亩，受灾人口370万，淹8万余人，可见汉江洪水灾害之甚！从1931至1948年的18年间，发生大的水灾竟有9次之多，11次溃口，解放前夕，达到三年两溃的严重地步。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汉江大水浪滔天，十年倒有九年淹，卖掉儿郎换把米，卖掉妮子好上捐。打死黄牛饿死狗，背上包袱走天边。”

    解放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汉水为害最早的关注人。1952年即批准兴建汉水下游的杜家台分洪闸工程，并于1956年建成。仅用了短短的7年时间，就彻底扭转了水灾愈演愈烈的问题，将防洪能力提高到可抵挡六年一遇洪峰的水平。

    根治汉水，开发汉水，“南水北调”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早在1952年毛泽东视察黄河时就提出了“北方水少，南方水多，借一点水来是可以的”伟大设想。

    次年2月，毛泽东又巡视长江。在“长江”舰上，他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再度谈起“南水北调”问题。他站在一幅地图前，手拿红铅笔，笔尖稍稍悬空指点着祖国江山。他一开品就问林一山：“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林一山回答：“不行。”并陈述了理由。

    毛泽东又问道：“白龙江和西汉水行不行？”  林一山回答：“有可能。因为汉水与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山之隔。它自西向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使汉江通过黄河引向华北。”毛泽东听了回答，欣慰地点了点头。然后，手中的大笔又飞驰在地图上，沿着三千里汉江的蓝色曲线迅疾移动，在汉江与丹江交汇外的均县突然停笔，画了一个圆圈，问道：“这个地方行不行？这个地方怎么样？”当林一山回答这个地方有可能时，他立即说：“你赶快派人去勘查，一有资料就送给我看。”

    就是在这次难忘的长江巡视中，一个规模宏大的“南水北调”引汉济黄的蓝图诞生了。

    195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就作出了以兴建丹江水利枢纽为控制工程的治理汉江、开发汉江、引汉济黄乃至引水至华北的汉江流域规划（简称汉流规划）

    1958年2月，毛泽东把治理长江、南水北调的重任交给周恩来。他对周恩来说，这些问题今后就由你来管吧！并伸出四个手指头说：“一年抓四次。”

    周恩来爽快地答道：“好，我来管。”

    从此，敬爱的周恩来就在日理万机中开始了为实现“高峡出平湖”、南水北调的宏图而呕心沥血，直到弥留之际，仍然不忘治水大业。

    2月底，周恩来出访朝鲜一回国，就风尘仆仆地赶到武汉，视察长江三峡。在“江峡”轮上周恩来认真听取了长办关于丹江口水利工程的情况汇报。他当即指示：“同意建设丹江口水利工程，现在就应积极准备，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工。”“总原则是丹江口水库综全利用，以近期为重点，济黄济淮作为远期并不排除，现在可以不考虑引水后发电问题，那是10、20年以后的事。”

    3月25日，中央政治局在成都如开会议，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南水北调的宏图在会上提议，首先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这是综合开发和根治汉江的关键工程，也是将来南水北调的一条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的通道，应争取在1959年作施工作备或正式开工。他还提出将引汉水灌溉唐白河流域的灌区规划列为丹江口工程同期实施。这些建议得到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支持和批准。毛泽东在会上兴奋地说：“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联起来了。”

    成都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积极贯彻会议精神，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抓紧做好了工程施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使工程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开工。从此，汉江的历史翻开了冷气的篇章。由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出任丹江口工程指挥部政委，省长张体学任指挥长。鄂豫两省十万建设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丹江口，拉开了建设110m3的巨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序幕。建设者们头顶蓝天，脚踩荒滩，住着油毛毡、芦席棚，靠两个肩膀、两个筐子、一根扁担，开始了征服汉江的伟大壮举。

    工程刚上马，就遇到难题。为了开基筑坝，首先要在汉江的右岸河床修建低水围堰，把江水堵在外面。按照原来的施工方案和苏联专家的意见，修建围堰需要1000多吨钢板桩。这种钢板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靠进口条件又不具备。怎么办？有人提议，工程先下马，等条件具备了再接着干。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丹江口工程至少要等10年后才能开工。指挥长张体学等不急了，他请来湖北省各路治水专家，共商对策，表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马。大家总结了我国传统的治水方案，并电告周恩来。周恩来获悉后，对土法上马的施工方案非常支持和赞赏，当即批示：“此事已经先念、富春两同志同意，并经我和先念与有关部门会同研究，故拟予同意并告张体学同志。”

    周恩来的及时批示，鼓舞了丹江口工程的建设者们。他们靠一根扁担、两个筐，肩挑人抬，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把数10万m3的土石方搬到江中，筑起了一道水上大堤，实践了指挥部提出的“以土赶水，分格围堰”的决策。面对着这火热的场面，苏联专家感慨地说：这简直是“人工皮带机”。第一期围堰工程于1959年4月1日顺利完成，12月26日仅用190分钟截流成功。从此丹江口工程进入左岸河床坝体、电站厂房施工的又一新阶段。

六十年代初，正逢国家经济遭遇暂时困难，丹江口工程也经历了一段不寻常的时期。由于技术水平和施工经验不足，在混凝土浇筑中有些部位出现了较严重的质量事故，这时争议顿时而起：如此质量的坝基混凝土是否能承担巨大的设计水压力？能否将质量事故外理好？是继续施工，边施工，边处理，还是主体工程停下来，专心致志的去处理？是原班人马来处理，还是另调队伍来处理？

    1962年春节的晚上，在国务院会议室里，周恩来自主持了丹江口工程质量处理会议。他听了大家的汇报后语重心长地说，丹江口工程成绩还是主要的，工程上有了毛病是可以医治的，也是可以医治好的。今天只能有这样一个态度，也只能是这样一个方针：要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要树立对立面，要人家畅所欲言，应当欢迎争论；要把丹江口要程质量处理好，这是一件大事。既然现在工程质量不好，那就应该停下来，认真进行总结；是否原班人马可以搞好质量的问题，应该寄予希望，相信他们可以搞好，“一看二帮”，要是以后搞不好，那是另外问题；施工要服从设计；信心不要动摇，骄气太重也不好，要有朴实的作风；丹江口施工队伍要精简，要保证减少一半。

    周恩来对丹江口工程亲切和支持，极大地鼓舞了丹江口建设者。1962年3月5日，党中央下文正式批准水电部党组《关于丹江口大坝质量处理与施工安排的报告》。设计和施工单位都遵循总理的教导，通力合作，集中全力抓质量事故的处理和机械化施工准备以及队伍的精简和施工队伍的培训工作。经过近3年的努力，完成了这些任务。它不仅具备了复工条件，而且为主体工程优质高速施工奠定了基础。

    就在主体工程具备了恢复施工条件的前夕，对对复工后的工程规模又提出了多种方案：（1）按1958年开工的规模，坝顶高程175m继续施工；（2）缩小工程规模，按坝顶高程152至162m防洪结合发电方案；（3）单独防洪方案，坝顶高程140m；（4）下马停工方案。其争论的焦点是复工还是下马的问题，就在这关系枢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来到武汉，张体学向他老人家汇报了这些问题。毛泽东说：“听你的意思是要继续干罗，那你去找总理好！”周恩来的过问、关怀使丹江口工程在1964年12月26日按缩小工程规模，防洪结合发电方案复工了！

    经过丹江口人口十多年的奋斗，至1973年底，装机6台总容量90万kw的水电站和一座长2.5km、最大坝高97m的银灰色大坝拔地而起，锁住了千百年来桀  不驯的汉江。

    1972年，周恩来已是病魔缠身了，但他仍然关心着丹江口工程。在一次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时周恩来说；二十年来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水利抓了二十年，而水利至少有三千年的经验，这是科学的事，都江堰总有算个科学，有水平，有创造嘛！两千年前有水平，两千年后我们应该更高嘛。

    周恩来还关切地问丹江口工程的经验总结了没有，当听说还没有时，他严肃地批评道：“丹江口1958年开工到现在，还不总结经验，太不科学了，不合乎主席教导呀！主席讲，要不断总结经验，叫做＇不断＇嘛！你们就断了。是吃大亏的事，走了许多弯路。”

    周恩来还问钱正英和林一山：“防洪、发电、灌溉、航运还有水产，这五种效益、现在水利工程有没有？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谈谈？”林一出说：“黄河三门峡、长江三峡、汉江丹江口在客观上可以做到这五利俱全。”总理听了后说：“你是海阔天空地谈罗，丹江口将来有可能，现在还只是开始，你不要扯远了，这只是可能，远大的理想。要从现在大坝中找五利俱全的。” 还说：“什么时候我要到丹江口去看看。”这是他最后一次说这句话。

    敬爱的周恩来生前曾多次讲过要到丹江口工程去看看，但是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