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珍(1913年10月23日～1968年1月1日)，湖北省均县城关镇人，兄弟姐妹共六人，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排行第五，下有一妹。他幼年丧母，靠父亲在地方财政机关做事的每月十七、八元薪水和部分地租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因家中人较多，生活并不富裕，后又由于哥哥、姐姐们婚嫁迎娶的过分排场，使家境日趋贫寒。

    王锡珍的二哥，自小显得聪明、伶俐，颇得其父偏爱。其父一心想将二儿子培养成为饱学之士。而王锡珍自幼性格纯静、怡谈，其父误以为他生性愚笨，在他读了几年书后，即想让他辍学，与他大哥一道去当学徒。老人的这种偏见及明显不公正的作法，激发了王锡珍发愤读书的欲望，使其在个人奋斗的路上下定了决心。

    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某一天中午。他看到许许多多的码头工人、学生、店员及农民群众，手执红绿纸旗，涌向县衙门，把反动的司法委员推出来，当众打上脚镣，送入监牢。人们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年幼的王锡珍始终穿插在人群中，兴奋得连午饭也没回家吃。几天后，原来县里供奉孔夫子的文庙改成了县党部。王锡珍与许多进步青年男女出入其间，高唱革命歌曲，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不久，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反动派镇压了下去。但革命的种子已深深埋于王锡珍的心中，对他以后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8年春，王锡珍得其父允许，到县立高小读书。他勤奋、刻苦攻读古文，背诵了许多名篇，打下了很好的文字功底。1930年高小毕业后，他想升入中学继续读书，但家庭经济困难，父亲希望他当个初小教员，减轻家庭负担。这与王锡珍本人意愿相违。他决心脱离家庭出走，到武汉求学。他第一次出走失败。1930年秋，他再次出走，终于来到武汉。正当王锡珍求学无钱，谋职业又没办法时，遇到了同乡朱积玺。朱有一同学名陈约珥，湖北恩施人，辛亥革命烈士的后裔，曾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享有公费读书待遇。只要本人愿意读书，从上中学到大学都可以向教育厅每月领取八元钱补助费。当时陈约珥本人已进入军官学校，不再领取这笔补助费。只要王锡珍同意顶用陈约珥的名字，即可每月领补助就读至大学毕业。为了求学，王锡珍在别无它法的情况下，只好冒名顶替。自1930年9月起，王锡珍就用陈约珥的名字，成为武昌私立华夏中学的公费生。当时学校的伙食费每月六元，王锡珍用陈约珥的名字每月从教育厅领取八元补助费，按说生活应该不成问题。但后来被朱聩玺每月抽取了三元。

    王锡珍在华夏中学读了一个学期后，又转到教学质量较好的武昌张楚中学就读。为经济所迫，他曾三次停学，谋生以积攒学费。因其平时学习成绩优良，学期考试成绩总是前三名，初中毕业考试全校第一名。全省会考获第十二名，因而学校当局对他印象很好，老师知其穷苦也很同情他，所以他三出三进，学校都未拒绝。经过四年的苦读，他终于在1935年1月，读到了初中毕业，同时考取了湖北省第一中学高中部。

    王锡珍升入高中后，除更加努力学习外，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如《世界知识》、《大众生活》等。在民族危机的时刻，他追求真理，关心国家民族的存亡，思想日益进步，广泛接触各界群众，在青年学生中逐步有了一定的影响。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全国的革命高潮到来，多年来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苦闷的王锡珍终于看到了革命的曙光，一时兴奋得流下了热泪。他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为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号召，他四处奔走，发动、组织群众，被同学推选为省一中的代表，与武汉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联系。1935年12月21日，武汉市学生联合行动，举行响应“一二•九”运动的示威游行，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王锡珍始终站在这次斗争的前列，领导学生喊口号，鼓舞群众斗志，在当时成为同学们所瞩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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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九”运动之后，校方为惩儆进步学生，千方百计寻找借口，以开除王锡珍。有一天课后，同学们正在操场打篮球，场上队员发生争执打起来。反动派利用此事，诬称是在旁边看球赛的王锡珍指挥的斗殴。尽管有许多同学出来主持正义，证明此事与王锡珍无关，但这一具有政治背景的事件正是校方一直寻找的借口，因此校方执意要将王锡珍开除出校。正当同学们联合起来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双方僵持之时，王锡珍已经收拾了行李对校方说：“不用你们来开除，我走了”，随即离校而去。此时的王锡珍在同学中已有相当高的威望，他的离校更激起了同学们的斗志，在与校方几经交涉无效的情况下，学生们集体罢课，终于迫使校方收回成命，但仍然要给他“禁足三个月”(三个月不能出校门)的处分。进步学生们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高兴地派人将王锡珍接回了学校，并列队欢迎。这场斗争的胜利反映了王锡珍同志的周围聚集了一批进步学生骨干，他能广泛团结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