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孟宪章先生接触是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第一次，时间较短，仅二三个月，是一种师生和同乡关系。第二次时间长达4年。那时他任“九三学社”宣传部长，我任他的私人秘书，缮写文稿。兹分别记述如下:

热情帮助并诱导家乡青年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8年台儿庄大捷以后，他随第五战区移驻襄樊，开展襄樊、老河口至均县一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组织工作。后因国共合作破裂，文化工作委员会便被国民党中央明令解散。

1938年底，孟先生奉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命，回到均县草店筹办第五战区干部训练团，均县一带大批青年在孟先生鼓动下，投人了抗日的大熔炉，接受革命的洗礼。

孟先生在草店时住罗德庵家，我那时任五战区政治部政工队员，我队也迁移到草店整训，孟先生也给我队讲课。我曾以师生和乡亲关系，到他家看望并请教一些问题。时有均县青年简根宏想参加政工队献身抗战，但错过了招考时间。我领简根宏到孟先生家，托他介绍，他毫不迟疑地拿出名片写信给政工队负责人，结果我队吸收了简根宏。除此之外，受孟先生影响并得到他帮助的均县青年还有很多。

郑文起在五战区干训团毕业后，分配在张自忠将军所在部队，后因作战有功，时仅两载便晋升为连长。1940年在宜城南瓜店战役中同张自忠将军一同为国捐躯，家乡青年曾为他立碑悼念。孟庆萱、刘世哲1946年到上海，孟先生介绍他们到解放区学习，后均成为优秀革命干部。1949年上海解放后，王文藻由孟先生介绍考入华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大学。林春青(女)于1950年由孟先生介绍，在武汉参加教育工作。王启胤由孟先生介绍，于1950年在武昌参加民革。我本人在孟先生诱导下，放弃了去台湾的打算，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其它均县青年尹玉辉、周亚魁、徐宏道在生活、工作上都得到过孟先生的帮助。

在上海冒着生命危险在大学生中做宣传鼓动工作

我自1939年在均县草店与孟先生分别后，辗转北平。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于3月到了上海。那时孟先生在上海国民党中央银行任经济研究处专门委员兼资料室主任，家住霞飞路别墅3号二楼。我特意见了他并向他说了我的情况后，他即以责备的口气说：“还跑什么，不要再跑了。就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吧。”听了他的话，我便谢绝黄埔同学为我谋妥的海军陆战队少校队长的职务，取消了到台湾的念头。

孟先生在上海，以中央银行专门委员的公开身份，掩护了为党、为民主事业做过有益工作的大学生。据我所知，为迎接上海解放作舆论，他多次参加上海交大、同济医大、复旦大学学生举行的“萤火会”、“联谊会”。每次去之前，大学生们都聚集在他住家附近，迎接护送他去讲演。讲演后，又前呼后拥地护送他回家。

中途退出国大会场，发表宏论，揭露阴谋

1947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大”，妄图保住总统宝座，实行独裁统治。孟先生出席了大会。到会以后，当他了解到此会的反动实质，便立即退出会场，并在《大公报》、《益世报》上发表题为《事实胜于雄辨》的论文，以揭露“国大”打着民主招牌反民主的假面具。1952年，我在孟先生的剪报册上看到这篇文章，约400余言。文章虽短，却字字珠玑，义正词严，针砭时弊，如芒刺背。故此，他名列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黑名单首页，但由于他的声望高和社会影响大，吴国桢一时还不敢对他下毒手。在情况最危险的时候，他曾躲在横滨路好友刘大年(刘大年是一位历史学家，解放后任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代表)家的地下室里，时间达17天之久，在张寿龄中将的掩护和关怀下，始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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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全国政协筹备工作，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上海解放后，孟先生即接到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的电报，内容为：l、速将上海所经手的事务移交，来北京另就新职；2、参加全国政协筹备会议；3、在开国大典台上观礼。

孟先生所经管的银行经济资料室的图书达30万册。在接到南汉宸的电报后，他即组织原有职员和当时在沪的均县青年王文藻、周亚魁和我进行清理，分类编号，历时一个月，才移交结束。而后，他于1949年8月下旬离沪进京，我是9月份到北京的。我一到北京，便到他的住所。见到他，他便挽留我在他身边工作，直到他逝世。

孟先生到京后，积极投入全国第一届政协的筹备工作，任筹备委员并参与了讨论《共同纲领》草案。全国政协成立后，他被选为全国第一届政协常委，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

繁忙的社会活动，繁重的教学工作和勤奋著述立说

孟先生除任全国第一届政协常委外，他还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经济研究专门委员，兼职是燕京、辅仁大学教授。除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