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肄业北大时即加入北京翠花胡同国民党左翼党部，参加学生运动。民国十五年(即1926年)北伐军抵武汉，余曾与董必武、李汉俊诸先生联系，劝说襄郧镇守使张联升投降。张改编为革命军第九独立师，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派余任该师政治部主任。不久该师政变，余被执，张师长催舟送余至鄂，时西北军已出潼关至郑汴，余乃至豫竭力于冯玉祥将军。余曾在北师大史地学社编印《世界最近之局势》两册，冯先生曾订购数百部分发全军，因是遂一见如故。在此，余先后任为总部随从秘书、内政处副处长、宣传处处长等职。余同时兼办《革命军人朝报》(对军)、《新中华日报》(对民)两报，发表论文甚多，并为冯先生整理日记、文电及国民军史稿等，因是颇博得冯先生及西北军政各界之好评。

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北伐成功，余随冯先生至北平创办《朝报》，旋又偕至南京，嗣冯先生。因蒋介石藉编遣名，削弱异已乃返豫。不久，一、四集团军战起，桂军由武汉撤退，蒋发表余为湖北教育厅厅长。余因蒋反动日甚，推未就，旋赴沪联络各方倒蒋，曾被捕，在沪警备部过两月卒狱生活。因当时军政部长系同乡朱绶光，又蒙蔡孑民先生保释始出狱，仍北赴太原，参加反蒋运动。

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冯先生回豫，再度讨蒋。余初任宣传处长，后嗣赴平与扩大会议各方联络，并将所整理各文献复印。及扩大会议失败，余乃赴日本，曾与东京青年总会干事马伯援办一通讯社，向国内报告日本政情。“九•一八”事变起，日本人对余起监视态度，适西北友人吉鸿昌将军因将被解除军权赴日，乃邀余作环球旅游。余等人曾遍游欧美，时正值1929-1933年经济大恐慌时代，余曾将所见所闻陆续撰编寄天津《大公报》发表，吉兄思想因之有大转变。“一•二八”沪变时，余等人返国密议进行革命办法。由吉兄先潜赴鄂率领旧部起义，不幸失败。吉兄只身逃往豫鄂边区，由中共护送搭轮赴沪。余等人鉴于世界大势所趋，只有共产党及社会主义方有前途，遂决定由吉兄先行加入中共，以为吾辈另辟一光明新途径。吉兄后嘱以介余参加为言，余自是一切言行，遂全倾向中共，不幸吉兄惨死，遂失联络。余嗣赴平，正编《环球视察记》、《三万里海程见闻录》与《欧美教育考察记》三书出版。唐沽卖国协定签字后，余与吉兄赴张垣。在冯先生领导下，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联军，吉兄曾率部收复多伦日城，余则在平联络。蒋以大军压迫，冯先生移居泰山，吉兄被蒋秘密残害，余乃赴军整理《察哈尔抗日实录》一书，用化名出版。

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余因西北军关系，任编译室主任，主编《世界情报》半月刊，侧重介绍日本国情，暴露日本侵华野心，并与当时北平民主教授杨秀峰、许德珩、黄松龄，孙荪荃等组织座谈会，以是曾遭日本嫉视。“七，七事变”起，乃返汉主编《民族战线》周刊，鼓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与邓初民、马哲民、黄松龄、张执一等发起“湖北乡村工作促进会”。武汉撤守前，五战区转移至鄂北，李宗仁以余为鄂北人邀余及钱俊瑞、胡绳等左翼文化人士前往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余原计划组织鄂北地方武力，参加抗战，因特务掣肘，未果。余乃至原籍均县武当山麓筹办五战区干训团，该团后改为国民党陆军第八分校。后因李宗仁态度渐渐动摇，余等一批左翼文化人士遂相继离去。

民国二十九年(即1940年)春，余至渝。经冯先生介绍，先后任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中央银行经济研究专员。余系在乡间办公，因得暇尽量浏览马列主义各书并常在各报刊发表论文。中间曾两度赴前方视察，深感地方政治腐败并得蒋对抗战怠工实情，遂益坚定对革命信念。因与在渝国民党民主派陈铭枢、高崇民等发起座谈会，即民联前身，并与中共密取联系。及政协召开，又与张西曼、许德珩、孙荪荃、吴藻溪等人先后发起民主宪政促进会、九三学社，扩大民主势力和影响。[Page]

日本投降后，余于三十五年(即1946年)至沪，曾在文汇、大公、侨声等报发表论文并参加各民主人士座谈会，同时将南京政府财政秘密情报寄中共在沪同志许涤新。及蒋决心发动反人民内战，召集伪国大，余因战前二十五年湖北地方选出代表，曾与李济深、谭平山、褚辅成三先生联名电蒋，请其顾全大局缓开。无奈蒋一意孤行，余初称病未去，但余系供职中央银行，在反动政权势力之下，一时行内行外压力纷至沓来，而行中一特务伪代表赵某又百般诱胁，余因妻病子幼，家累奇重，遂被迫偕褚辅成前往。回沪后，深念此为一生莫大污点，极思找一为革命效劳机会，以赎前愆。因再与谭平山商邀集褚辅成、李世璋、孙荪荃、吴藻溪诸人组织相当规模之对日问题座谈会，在沪推动全国反扶日运动，后并与香港谭平山、周新民等人经常取得联系。<